棋牌游戏大全,棋牌游戏app,棋牌游戏平台,棋牌游戏赌博,棋牌娱乐,棋牌娱乐平台,棋牌论坛,棋牌,开元棋牌,棋牌游戏有哪些,斗地主,扑克游戏,麻将,德州扑克,牛牛,麻将糊了,掼蛋,炸金花,掼蛋技巧,掼蛋口诀,抢庄牛牛,十点半,龙虎斗,21点,贵阳捉鸡麻将,牌九

　　我国民俗文化研究中，木版画一直以来是重点。以钟敬文、冯骥才先生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分别在理论研究和田野调查方面为之奠定了良好的范式。盛的这部专著《妖怪印刻》，将研究对象对准木版画中的神怪形象，在资料收集、概念厘清、知识介绍等方面成果颇丰。

　　鲁迅先生在讲述自己所得到的第一套《山海经》时，曾提到过虽然此物被他视作珍宝，但后来想想其中的各种精怪的插图相对来说着实是有些简陋。

　　现在想想看，在当时的那个时候，鲁迅先生的《山海经》中的配图应是木刻版画。它算的上是中国自雕版印刷术发明以来到近代印刷术出现之前这一漫长时期最富特色的一种图画传播形式。

　　从前影像技术不发达，对于各种传说中的妖怪形象仅凭文字是很难形成具体的形象并传播开来的，而版画这种形式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流传方式。

　　其实许多版画也是很细致精美的，就像是此书中所展现的一部分版画一般，它们色彩丰富，刻画细腻，细节生动……每一处无不在展现着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美。

　　骑乘式则是“进阶款”，透着一股“成功人士”的炫耀感。妖怪修成人形，却偏要骑着自己的原形四处晃悠：狐狸精骑着白狐，老虎精跨着猛虎，连桌子成精了，都要让人坐在自己身上彰显身份。盛说这是“标明身份”，倒不如说是古人对“衣锦还乡”的朴素向往。想想看，古人寒窗苦读、辛苦劳作，盼的不就是功成名就后“荣归故里”吗？妖怪骑着原形游走，恰似凡人骑着高头大马返乡，那股子“我出息了”的得意劲儿，隔着年画都能感受到。

　　化身式是“高阶款”，走的是“低调奢华有内涵”路线。妖怪长得和常人别无二致，只在头顶放一道光华，里面藏着微缩版的原形。朱仙镇年画《盗仙草》里，白娘子头顶红光现蛇形，白鹤童子头顶红光露鹤影，红光象征正义，黑气代表邪恶，一眼就能分清善恶。这种设计简直是古人的“可视化道德教材”，大人指着画给孩子讲故事，不知不觉就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教给了下一代。而让所有人都能“看穿”妖怪原形，更是一种高明的心理安慰，就像给每个人都配上了“火眼金睛”，再狡猾的妖怪也无所遁形，这种掌控感让古人在面对未知时多了几分底气。

　　在古人眼里，妖怪竟是节日里不可或缺的玩伴。《妖怪印刻：民间版画奇幻图志》里那些带着娱乐属性的妖怪年画，简直是古人的“快乐密码”，藏着他们对热闹生活的渴望。

　　凤凰棋（又称“葫芦笨”）是明清时期的“爆款游戏”，棋盘就是一幅木版年画，螺旋形的道路通向中心，上面画满了虾兵蟹将、孙悟空、八仙等形象。山东潍县年画《八仙斗海怪》里，海怪们踩着螺旋通道“冲浪”，手里拿着兵刃摆出戏曲身段，八仙则各持法宝与其周旋。

　　这些海怪哪里有半分狰狞，分明是笨拙可笑的游戏角色。棋子落到龟精身上，就能自动跳到下一个龟精图案，既考验眼力又充满趣味。古人围坐在一起掷骰子、走棋子，看着那些奇形怪状的妖怪在棋盘上“跑龙套”，欢声笑语里，节日的氛围瞬间拉满。对古人来说，这些妖怪不是敌人，而是陪他们打发时间的伙伴，在一次次游戏中，人与妖怪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熟络”，恐惧也渐渐变成了喜爱。

　　这些带着娱乐功能的妖怪，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日子再平淡，也要自己找乐子。他们把对热闹、欢乐的向往，都融进了这些奇形怪状的妖怪形象里，让妖怪成为节日的一部分，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妖怪不仅是玩伴，还是古人的“代言人”。他们用妖怪的故事讽刺现实、传递道德，把想说的话、想教的道理，都藏在那些荒诞滑稽的画面里。《妖怪印刻：民间版画奇幻图志》里的许多年画，看似是讲妖怪，实则是在说人心、谈生活。

　　老鼠娶亲是民间艺术里的经典母题，画面里全是站立如人的老鼠，抬轿子、吹唢呐、敲锣打鼓，热闹又滑稽。四川夹江年画《老鼠娶亲》里，娶亲队伍撞上了一只凶悍的黑猫，猫张口叼走一只老鼠，队伍瞬间溃乱。这个场景既好笑又实在。老鼠是农耕时代的大害，吞噬粮食、繁殖力强，古人无可奈何，就把“灭鼠”的诉求藏在年画里，希望猫能帮他们驱除鼠害。

　　清代后期的针砭时弊年画更是“硬核吐槽”，河北武强的《尖头告状全图》堪称代表。图中所有人都长着尖尖的脑袋，原告尖头，被告头更尖，差役的尖头顶带拐弯，官员的尖头还带刺。配诗写道：“原告本尖头，被告头更尖。不若二差人，尖中带拐弯。弯上更带刺，还得数着官。”“削尖脑袋往上钻”的俗语被直接变成视觉形象，辛辣地讽刺了那些钻营之辈。古人不通文墨，却能用这种夸张、幽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承担起“正风俗，厚人伦”的责任。这些妖怪（或者说“人形妖怪”），成了古人批判社会的“武器”，既痛快又解气。

　　古典时期的年画生产是手工作坊式的，工匠们在梨木板上精雕细琢，线版丝缕游走，色版块垒斑驳。佳节将至时，白纸盖在木版上又分开，线版和色版套印，就成了五色斑斓的年画。这些工匠或许一辈子都没读过书，却有着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观察生活中的动植物、日常器物，把夜壶、雨伞、桌椅板凳都变成精怪；他们听村里的老人讲故事，把《山海经》《西游记》里的角色搬到画纸上；他们了解老百姓的喜好，把节日的热闹、生活的期盼都融进画面里。

　　苏州桃花坞的艺人，为了让走马灯上的妖怪更有灵性，煞费苦心：妖怪的动作近似舞蹈，眼珠斜觑着画外的人，嘴角带着诡异的笑；半人半兽的拼接制造出新奇感，骑乘怪兽的形象裹挟着山林野气。河北武强的艺人，用夸张的“尖头”形象讽刺钻营之辈，线条粗犷有力，色彩鲜艳奔放，把老百姓的不满和期盼都刻进了木版里。河南朱仙镇的艺人，创作镇宅钟馗时，用朱砂印制，通体红艳，让钟馗散发着炽烈的红光，既满足了人们镇宅驱邪的需求，又极具视觉冲击力。

　　这些艺人还有着“博物学者”般的热情。他们为了刻画妖怪的原形，仔细观察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甚至日常器物的细节。上海小校场的走马灯画片里，飞禽走兽、昆虫海鲜、花卉盆景都能成精，而且动物特征精准，植物形态逼真。这种对生活的细致观察，让妖怪形象既荒诞又真实，既新奇又亲切。

　　书中的绝大部分研究对象出自民间版刻中的经典——木版年画，其中还夹杂了一些其他功用的作品，包括明清时期的小说木刻插图及纸扎店印制的纸马等。研究对象并非出自一时一地一人之手，呈现的风格多样、形式灵动，类似民间文学，整体呈现出四大特点。

　　一是创作充分放飞想象力，形象多样。钟馗成为捉鬼能手后，不但为画家青睐，而且成为木版画中驱邪的良好题材。对于这一题材，不同地点的工匠创作出带有当地风格的“捉鬼达人”：姑苏版偏向写实，衣褶等细节绘制精细；桃花坞和朱仙镇的钟馗更显抽象，但南北风格的差别可以明显看出。或是避繁就简，河南年画中出现了只有头部的“大头照”。不过，对于钟馗抓捕的对象，各家年画均放弃了阴森吓人的形象，将小鬼处理得憨态可掬，算是为数不多的共性了。

　　由四福娃娃演变而来的“连体怪童”，从形象上与敦煌著名的“三兔六耳”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从传统纹饰中的中国结中汲取灵感。不过，这种寓意“连生贵子”“生生不息”的图案，很难找寻出美感，类似汾阳田村后土圣母庙壁画中“车载童子”的设计，恐怕更容易让人联想起日本恐怖漫画来。

　　二是内容诙谐、生动。老鼠娶亲在国内多地都有类似的故事，体现出人们希望将害鼠一网打尽的愿望。但是，在年画中，一个个害兽却以可爱的形象出现，这点与“钟馗捉鬼”中的小鬼形象类似。老鼠后来被野猪、蛤蟆等形象取代，反而寄托了能像这些动物“多子多福”的愿望。“沐猴而冠”，延伸成为讽刺猴子官威的年画题材，官员道队的庄重和猴子的滑稽形成强烈的反差。动物不以其在自然界中的形象出现，而是根据特点被赋予人的意味，可以说是年画最耀眼的创新。

　　三是文本并不拘泥于经典。《西游记》《白蛇传》等题材的年画，工匠均在故事之外有一定的发挥。重要的是，民间对于“大团圆”的喜好，体现在年画中往往是“报喜不报忧”，对于正面人物吃瘪的场景尽可能回避。两军阵前斗法，自然也是“东风压倒西风”，后来清末入侵的洋鬼子取代了妖术成为主要反面形象，描绘这些家伙被打跑的年画，在某种意义上还具备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

　　四是绘制风格粗犷有力，用色活泼。同一个钟馗的“大头照”，即便朱仙镇一处，各家在用色和细节处均有不同。更狰狞的是口叼宝剑的剑狮，显示出强烈的巫术风格。几乎所有的民间年画，都放弃了对绘画比例的追求，但在失真的比例下，更凸显重点的年画，反而更具艺术感染力。这应该与制版方便和匠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有关，不过年画也因此产生了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