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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乌托邦，这是现实中的新加坡，他们玩的是一种叫“国家法团主义”的游戏，阶级合作不是虚的，而是有一套系统的运行机制。

　　这盘棋，政府、资本、工人三方居然握手言和，实现了从冲突博弈到制度合作的历史性转向。

　　新加坡并不是天生稳定与温顺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小国的劳工运动爆发得如火如荼。

　　福禄寿巴士罢工、Hock Lee巴士暴动，每年上百起工潮，严重瘫痪交通与基础设施，大有让城市停摆之势。

　　政府也不是吃素的，第一步，他们用国家机器打掉了最激进的工运势力，尤其是带有色彩的组织。

　　第二步，建立“统一工会平台”，重新整编劳工力量，于是全国工人被纳入行动党主导的“全国职工总会（NTUC）”。

　　这不是建议你加入，而是政府直接代你决定了。资本家也没逃出这网，被拉入了“全国雇主联合会”。

　　从此工人、资本两个阵营都归国家托管，政府摇身一变，成了劳资谈判的总主持，这就是这套体制的地基。

　　当然工人不能罢工不是说你连意见都不能提，这套机制下，三套系统保证了工人有话语、有渠道、有托底。

　　第一套是冲突解决机制：工人不爽工资、加班、赔偿，先找直属工会反映 → 工会与资方现场磋商 → 不成报送“人力部” → 派调解官介入 → 如果协商失败则走司法“仲裁庭”。

　　各方都有底线和筹码，政府当中裁，不是谁拳头硬谁赢。再者大多数的案件在协商阶段就解决了，罢工几乎谈都不谈。

　　第二套是国家工资指导机制：每年由“国家工资理事会”三方，政府、雇主、工会代表，共同制定一份“全国工资指导方针”。

　　企业给员工涨薪也得科学：不主张基础工资硬涨，而是鼓励用“灵活工资制FWS”，涨“花红”、涨分红，影响小、可调节。

　　对于“低薪蓝领”政策更狠：如清洁工、保安、零售业等月薪较低的阶层，政府强制要求加薪，让他们逐步达到“体面生活”的工资线。

　　这一机制叫进步工资制PWM，这就是带“分配功能”的工资制度，用工资调整来干减贫的活。

　　第三套，是就业、民生兜底机制：新加坡的“工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只喊口号、办活动的松散组织，而是变身为职业再培训、就业信息匹配、消费生活保障的大平台。

　　比如“职总工作保障理事会”会提前对接公司裁员信息，把待岗员工推给缺人的企业，尽量做到无缝转岗。

　　再比如“Fair Price平价超市”，全国最大的生活必需品零售商，就是工会开的。价格压得低，秉持“不亏就行”，“人民吃得起”就是目标。

　　对工人说你不能罢工罢罢不起，但我帮你谈薪资、保饭碗、扶底线。对自身说：我不当“局”，只做“中立轴”。

　　第二，之所以每一方都不敢越线，是因为新加坡政府建立了高信任、高驯服度的制度框架。

　　但这信任不是空降的，是被工人的抗争和政府的回应一点点磨出来的。如果历史上没有那一连串激烈工潮，政府怕是连搭戏台的兴趣都没有。

　　明面上看是的，要加工资、不能裁人随意、不能剥削、缺人还得配合政府培训……

　　可企业不怕“规矩多”，怕没有确定性。新加坡不突发罢工、不搞全民反商业；有熟练工、有平稳政局、有治安保障、通关快捷；各种审计、准则、审批语言统一，都是事先有章可循。

　　相比起某些看似自由但动不动全国罢运瘫痪机场、港口的国家，新加坡这套“可预期的合作型强干预”，反而成了高质量资本的心头好。

　　从战略角度看，这不是一国小策，而是一种第三种路径的示范。在纯粹的资本主导VS工人斗争式的两极剧本之外，新加坡用国家主导的法团主义开辟了一条新路。

　　你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在没有喊“革命口号”的背景下，实现了“靠制度实现社会再平衡”的重构尝试。

　　归根结底它摆脱了传统阶级斗争的二元困境，探索出了一条“政府调解+制度构架+工运力量的一体化合作模式”。

　　建议或革命从不是二选一的命题，关键是你能不能设计出既稳又活、既算得清又分得明的制度机制，让所有角色都清楚“合作比破局更划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